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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1年5月>> 记忆.故事

罗烽与白朗

金玉良

杨辉进来的时候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爸爸妈妈的婚姻没有太多的卿卿我我,也没有更多的罗曼蒂克。踏踏实实的生活多于浪漫的情调,道德上的责任多于情感上的缠绵,他们的婚姻纯属东方传统型的。他们彼此相敬如宾,是夫妻,是战友,更像师生。妈妈一直把爸爸视为老师和领路人,他们六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大多是在动荡的年代里度过的。诚然,这生活中有欢愉,有幸福,但也有痛苦,有波折,甚至有危机。他们长期处于紧张而不安定的氛围中,政治上、精神上受到沉重的压抑,势必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影响到他们的家庭生活。

    1941年初,妈妈到延安,犹如一只小鸟飞入广

     

     

    阔的天地。她要展翅翱翔,她要奋发工作。然而,她发现自己的手脚常常被孩子所羁绊,好不烦恼。哪有母亲不爱孩子的,但她也渴望工作。在哈尔滨,在上海,由于接连怀孕生孩子,她比喻自己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这种悲剧意识没完没了地压迫、折磨着她,为了纪念夭折的儿子,妈妈怀着歉疚、自责而又矛盾的心情在《珍贵的纪念》一文里写道:

    “我没有母性,怕骚扰,爱孤独,尤其讨厌那呱呱乱叫的孩子,别人誉为‘安琪尔’的可爱孩子,在我看来却不过是一个女人的累赘。无论怎样有希望的女人,一生孩子,她的自由会被孩子束缚住,她的意志会消磨净尽了,她会变成一个孩子的奴隶,永不解放。”

    现在“回家”的娜拉要再度走出家门,她要去医院做绝育手术,从此,做一个自由的女人。

    初到延安,爸爸妈妈有时去毛泽东主席家做客,所以妈妈和江青也时有往来。女人碰在一起,嘴上往往离不开家务、孩子。妈妈17岁结婚,十年间,前前后后共怀孕七次,前边的五个孩子除一个由于庸医误诊小产外,其他四个也相继夭亡。战争年代对于一个投身革命的女人来说最大拖累莫过于生儿育女。闲聊中,江青说她生下女儿便做了绝育手术。多年来,妈妈一直梦想争得自我“解放”。她也想做绝育手术!可心里仍然七上八下顾虑重重,怕婆母不同意,怕丈夫不理解。自己悄悄去医院,当大夫问家里意见时,她谎称家里都同意,就这样办了住院手续。那时延安条件十分艰苦,住中央医院也是病人自带行李。这下可难坏了妈妈,全家老少三代五口人只有两床被子。因为没有被子,妈妈迟迟住不进医院,毛泽东知道后,让江青送去了一床新棉被。当然,这样的大事终归瞒不过家人,爸爸知道并没有怪罪妈妈。他知道妻子接连怀孕、生育吃尽了苦,不能再让她受苦了。爸爸完全理解妈妈的心情,他尊重妻子的决定。

    当时,妈妈只有29岁,爸爸也才30将出头。他们顾前不瞻后,以后会怎样谁都不曾想过。当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该谈恋爱成家了,爸爸妈妈以“过来人”的身份叮嘱子女该怎样或不该怎样。爸爸告诫女儿,婚后即使有了孩子不想继续生育也不要做绝育手术。话虽然不多,但浸透着的生命体验却是沉重的,苦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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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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