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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1年7月>> 作家走廊

风飘叶,一剪梅

王升远

杨辉进来的时候

    窗外飘着细雨,近来东京有些阴冷,下午四点时分已须开灯写作。

    从出版界的朋友那里得知叶先生魂归道山已是下午近5点的样子,不禁愕然。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北京的电话,唐先生声音嘶哑,语气低沉。自报家门,和叶先生生前一样,唐先生又确认两次:是北京的向远还是上海的升远?得知这是越洋电话后,唐先生说,老叶11号晚上9点多走的,还是老毛病,心脏病。走之前几天还念叨过你呢。听过,一阵酸楚。

    与叶、唐二先生拜识于2009年初夏之季。进门坐定,数句寒暄旋即转入“学术话题”。得知我对中国日本文学教育史、学术史感兴趣,并正在做相关调查和研究工作,老人的语气陡然亢奋,却又转而愤然、低沉起来。亢奋是由于他极力推赏这一工作的学术意义。对中国的日本文学教育做史的追溯,在我,是缘于对当下情状之不满,试图通过与前贤的对话、对历史的清理,为今日把脉、献芹。愤然、低沉乃是因为老人念及乃师刘振瀛先生,不禁哀怨顿生。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教育,千回百转,历尽曲折。在中日政治、经济关系阴晴冷暖之间,尽管日语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日本文学教育、研究却始终难尽人意,较之于其他国家、语种文学的教育与研究,日渐式微。著史者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潜规则”,但相形于周作人、钱稻孙等前辈(在此暂不涉及其政治倾向)的日本文学涵养及其在日本文学教育史上的开拓性贡献,刘老难望项背恐怕也大致合乎实情。当然,也不能苛求。建国初的“先生”一代,身负“收拾惨局”、“重整山河”(受中日战争的影响,除沦陷区之外,中国其他地区的日本文学教育、研究几近停滞)的重任,自然不敢懈怠。作为“渡人”的一代,刘先生虽著述不多,可单是稳健,便可成就“意义”。当然,身处学术江湖,学界中的种种学术、非学术的辩难乃至攻讦上演过形式多样的“快意恩仇”,作为后来者无法侧身其间,缺少“临场感”,评价分寸难以拿捏,相关问题难免成为“悬案”。刘老溘然逝去为著史者留下了“史话”的叙述空间,而平素笃定的叶先生作为“摆渡舟楫”的受惠者之所以为之介怀,急于“为尊者申”,之所以为我留下这篇沉重的“课后作业”,师生情意之拳拳可见一斑。

    并非奉承,置于教育史、学术史的视野中考察,叶先生的成就地位要远过于乃师刘振瀛(当然,在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翻译、教育和研究史上叶渭渠的贡献与意义尚须谨慎评价)。想来,赴百子湾A派公寓的我是带着“挽救史料”之私心的,毕竟叶先生已年届杖朝……于是,我“八卦”起来,问及先生的罗曼史、风雨飘零史、治学史,气氛由此舒缓开来。从“南洋”(越南)到北京,由庙堂之高(曾任职于国家对外文委)及至江湖之远(“文革”期间曾下放改造),从川端(叶先生主译)到三岛(唐先生主译),其间风雨,一一品评。叶先生虽年事已高,然知人论世、臧否人物依旧锐气十足,当仁不让;唐先生则侧身其后,默然静听,偶尔纠正一下时间、人物上的记忆讹误、疏漏。我对二老提及的人和事,有知者,更有不知者,述者道之娓娓,闻者兴味盎然。二先生之学术著作有已购读者,亦有未得见者,蒙二先生慷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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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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