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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2年10月>> 我说我在

田园赤子骊歌声

杨廷玉

杨辉进来的时候

    一个具有记忆的民族才会积淀下真真切切的历史感悟,一个具有反思良知的作家才能生发出切肤之痛和神圣的使命感。我国乃千年农业大国,农耕记忆刻骨铭心。我国亦是大约八亿农民的生存家园,瞩目农事尤为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友李景刚所著《关东类物祭》,不独为我们留下一个正在消逝而又挥之不去的农耕文明的背影,留下文化考古学上丰盈的农事知识,描摹出和这些农事知识相互交织并彼此折射的“世界图像”及其变化轨迹,更重要的是景刚运用质朴诗化而又饱浸思辨的笔力,在铮铮落响的语言质感中,为我们谱就了一曲动人情怀的田园骊歌。而今,当我们回眸那渐行渐远的农耕遗迹和回味那依旧撩人的田园吟唱,解读这本《关东类物祭》而鉴往知来,由衷地觉出它对人们心灵的抚慰、滋润和养育既不可或缺,也永不过时。

     

    诚如景刚在本书后记中所写,他是“农民的儿子,是从乡野走出来的庄稼院后生”。正是因为他有“锄禾日当午”的阅历,他才有可能和把握拿捏那段鲜活农耕往事。也是因为他有深深镌刻在心底的欢乐与苦痛,他才能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些不复存在的场景。更是因为他有无法排遣的田园牧歌式的诗人情结,他才能从心底迸发出这曲撩人心旌的骊歌之声。

    我同景刚结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同属吉林省所谓的“三本五十六”(当年对吉林省三级创作网的谑称)——吉林省戏剧创作的“网中之鸟”。八十年代的吉林省戏剧汇演中,我的《红杏出墙》和他的《煤海情》同时获奖,九十年代我们又一同跻身于四十名重点剧作者队伍之中。后来他转行进入电视传媒领域,我也先后调到省作协、省文联。这期间,尽管我们疏于交往,但彼此关注却从未间断。再后来,在诸多电视文艺作品评奖中,我们再次相逢,观摩由他策划、撰稿的几部片子,让景刚似乎远去的身影再次在我眼前精彩呈现。辛卯岁尾,他将一摞《关东类物祭》书稿放在我的案头前嘱我作序。我在倍感景刚信任和尊重的同时,更为他这枚汁液饱满的文学果实而欣喜。

    《关东类物祭》能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大潮如此汹涌的大背景下,将沉积在骨髓里的泥土气充分释放出来,把融进血液里的乡野味弥漫开去,实在弥足珍贵。景刚仿佛行走在乡间沃野中的智者,以怀想老屯生活经历和人生阅历为支点,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的历史空间里,撷取了具有农耕文明代表性的关东类物,以老屯人的生存境遇、生活况味、生产图景和生命状态四大板块为摹本,原汁原味又不无渲染地感知乡土人情;从老宅内外耳濡目染的百种风情、从故乡田园感受到的万千气象,在多个层面的受点上,真实真切而又多姿多彩地为人们传达了乡野村落里暖暖的人间亲情。作者的一路写来,时有淡淡的感伤之怀,作者一程写过,颇具怅然失落而急于俯身拾来之行。

    我和景刚一样,在关东的黑土地上长大。同样经历了在土里打滚儿的童年,同样在农事活动和农村生活中体会到祖辈、父辈们的不易和艰辛,同时也被故乡的青山绿水养育着。所以,他的《关东类物祭》一书所述,无论是童年情趣,农家、农事的场景,还是乡间生活阅历,我都十分熟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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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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