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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2年11月>> 我说我在

晓苏和他的大学喜剧

汪政

杨辉进来的时候

    熟悉晓苏创作的读者都知道,晓苏有两个较为集中的写作领域,一是乡村生活,一是大学生活。这大概与他迄今的生活阅历和积累有关,他来自乡村,那里有他的故乡,有他的父老乡亲,有给他先天滋养的乡土文化,而大学则是他改变身份、赖以谋生的地方。乡村是他的记忆,大学是他的现实。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了晓苏的短篇小说集《暗恋者》,收入其中的十八篇小说全部是反映大学生活的。从创作风格上来说,我把晓苏这组小说命名为当代大学喜剧。     我们可以将大学校园书写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分支,它与知识分子写作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与独特功能。大学,是知识的生产与集散地,是知识精英集中群居的地方,在现代社会,从知识这一特殊的场域来说,它具有母体的意味。

     

    对大学,自它诞生起就有不同的表述。有一点必须注意到,即大学是生产知识和知识生产者再生产的地方,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孵化器,但它本身也不可能超越于制度之外。按理说,这些制度应该有利于知识与知识者的生产,但是,事情发展到现在,大学里的许多制度却可能成为这种生产的障碍,进而威胁到知识的生产与知识生产者的质量,与其说是在生产知识,不如说是在生产垃圾,与其说是知识生产者的再生产,不如说是在生产知识的敌人。《我的丈夫陈克己》中在大学出版社工作的董学礼在给要评职称的陈克己出主意时就这样说:“为了评教授,你可以东拼西凑整理一本专著嘛,好多教授的专著不都是用剪刀加浆糊这样弄出来的吗?我在出版社工作了这么多年,这样的事情见多了。我统计了一下,现在出版的所谓专著,十本中间有八本是东拼西凑的。”晓苏的小说对中国现行大学的管理制度与学术制度的弊端多有讽刺与批判,学术体制、职称评定、学科建设,现在的大学已经与它本身的性质和功能越来越远,甚至走到了它的反面。《两个研究生》中的教授这样叙述自己学术地位的来路,他是新学科的带头人,所谓新学科有时连学科中人也说不清楚,“眼下提倡标新立异,谁头脑发热了,谁心血来潮了,谁神经出了毛病了,都可以创建一门学科”。他的教授是他的“研究”挣来的,但“那些论文没有一篇是我的独创”,而奠定他学术地位的那本十八万字的专著,去掉直接引用、间接引用、序跋和参考文献等等,自己写的只有两万字。课题则是“托关系从上面弄下来的,上面拨下的科研经费实际上是我自己送上去的,上面从中收了一点儿手续费”。至于博导资格来得更荒唐,学校领导的儿子考不上,别人也不愿带,领导就以招儿子为条件将博导给了他。这样的制度危及的不仅是知识,更使大学的主体,使那些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异化。因为居于这种制度之上的不是知识,而是权力。大学如何保持自己的品格,如何建立与知识生产相适应的自身制度一直是个问题,但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将自己行政化,以社会的权力系统来同化自己。如果这样,必然带来知识分子目标的偏移、人格的扭曲和价值的失范。即使对知识的追求,对学术地位的确认,到时也会被置于权力的控制之下。《唱歌比赛》以夸张的叙述讲述了人文学院老师们联袂上演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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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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