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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09年8月>> 我说我在

“先锋”与“古典”的诗性合谋

梁海

   

    中国当代的“先锋派”创作群体,包括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北村等人,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步入文坛的。这一阶段也正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时期。西方各类社会思潮、哲学学说、艺术观点以及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文学理论和作品大量被引入,“先锋派”作家在“西学”的滋养下,带着初生牛犊的锐气和活力,进行了大胆而可贵的形式主义实验,一度改变了过去单一化的固有文学格局。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先锋、新潮的迥异于传统写作的风貌,在当时掀起不小的波澜,成为蔚为壮观的一道文学风景,也给我们时代留下了一批“逼近经典”的小说文本。

    在这些“先锋”作家中,苏童似乎显得有些特立独行。我们至今都无法忘记他这个时期的一些著名小说:《罂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仪式的完成》《蓝白染坊》等。这些作品,明显有意识地用实验性叙述方法对故事进行编码,在开放的时间轨迹中循环往返,寻求写作“临界感觉”的诗性感悟,当代小说的“先锋性”、“后现代性”弥漫在叙述的字里行间。由此,苏童被当然地视为“先锋”写作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然而,就在“先锋小说”风起云涌的鼎盛阶段,苏童的写作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变,转而钟情于“古典叙述”,接连写出了《妻妾成群》《红粉》这样两部充溢着古典性和抒情性的中篇小说。这两部引起评论界极大关注,后来引起影视媒体深度关切和重视的作品,给苏童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因此,人们似乎忘记或“搁置”了他“先锋作家”的身份,一时对他的“定位”显得无所适从。尤其令人们普遍疑惑和惊异的是,年仅26岁的苏童,何以将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深宅大院里的隐秘生活描绘和演绎得如此精妙和逼真?苏童缘何会在“先锋”之声“风声鹤唳”之时,一个急转身,消弭了“锋”芒,从容走进古典的巷道?苏童的叙述是在回味历史,还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言说”现实?特别是,其叙述文字和情境的“古典”与现代的错综纠缠,不能不引发我们有关当代汉语写作的精微的思考。

    一

    现在,当我们重新回到文本产生的具体情境时,我们仍然会在感慨苏童才情和想象力的同时,沉浸于小说中所蕴含和隐逸的人性和历史的氤氲,惊叹这两部小说在“彼时”的发生。

    《妻妾成群》《红粉》有时还被冠之以“新历史小说”的称谓。我们看到,历史,在这些文本中仅仅是虚设的在场,个体生命以自己的生命律动规范着历史的进程,作为参照系的历史成为了表征个体生命价值的坐标。苏童在对历史生活图式的构建中,融入了自我对生命的理解,从而避开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自由驰骋想象,在历史时空中展开的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诘问。《妻妾成群》故事背景发生在二三十年代,这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特殊时期。接受过新思想浸染的女学生颂莲,本可以被塑造成冲破封建枷锁,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以此来形象地再现那段历史发展的“本质”。然而,苏童笔下的颂莲却退去了那身“白衣黑裙”的学生装,换上了“粉绸旗袍”和“绣花拖鞋”,返回到深深的庭院之中。在妻妾争宠这种类似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斗争中,让女性本然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任由欲望膨胀,人性中“恶之花”自由地绽放,最终掩盖了历史的锋芒。同样,《红粉》的叙事背景也被搁置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变革期,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意识形态全面的转型。小说中的秋仪和小萼这两个昔日的妓女,在新社会到来之际面临着必须接受改造的命运。改造妓女可以说是符合当时“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类政治历史背景的主流话语,然而,苏童偏偏绕过了这一主题,在对历史的反讽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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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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