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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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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2013年5月>> 我说我在

丁玲的历史问题

李美皆

杨辉进来的时候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与当时的丈夫冯达一起软禁在南京,直到1936年9月离开南京。丁玲的“历史问题”,就是指丁玲这三年软禁期间的气节问题。

    丁玲的历史问题,从1940年到1984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了六次审查,产生了六个结论。

    一、1940年,丁玲历史问题的第一次审查

    1936年5月,丁玲从南京到北平寻找党组织,未果,又回到南京。1936年6月,上海当时的中共负责人冯雪峰派张天翼在南京联络丁玲,之后,丁玲来到上海。丁玲说:“两三天后冯雪峰来,他很简短地问了我几句南京情况。我没有向他交代我在南京的错误。” ①

     

    冯雪峰劝丁玲回到南京,争取公开活动。丁玲又奉命回到南京。争取公开活动不成,1936年9月初,丁玲第二次来到上海。9月中旬离开上海到西安。11月来到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保安。1937年恢复组织关系。

    丁玲说:“1933年在南京自首的错误,我一直向党隐瞒了七年。1936年在上海会见冯雪峰同志,当时在我心目中,他是代表党的……” ②

    周文的夫人郑育之回忆:丁玲同志从敌人监视下逃出虎口,他(指冯雪峰)帮助她到了上海,再送她到陕北。他很细致地与周文商量后说:“还是送到中央审查和安排工作为好。”他对熟悉和不熟悉的人都作了初步审查,为以后在上海成立中共中央办事机构、恢复江苏省委奠定了基础。①

    “我在南京的错误”、“1933年在南京自首的错误”,都是1943年丁玲在延安审干运动的高压下的说法,是否当真姑且不论,但在两次到上海期间,她没有向“代表党”的冯雪峰交代自己的问题,冯雪峰也没有代表党组织对她进行审查,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冯雪峰“对熟悉和不熟悉的人都作了初步审查”,对丁玲却没有,而是觉得“还是送到中央审查和安排工作为好”,可能是鉴于两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特意避嫌。

    1984年《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说:关于说她在南京拘禁期间,曾与叛变的爱人冯达继续同居和在一段时间内接受过国民党每月给的一百元生活费的问题,她1936年到陕北后即向组织上交代了。②

    但是,交代并不能完全打消别人的疑虑。“丁玲到延安后,即有人对她在南京的这段被捕的情况提出疑问,延安也流传着丁玲被捕自首的言论;丁玲到党校学习时,大家欢迎她唱歌,当时的社会部长康生上台说,丁玲没有资格到党校来。” ③ 丁玲自己也说过:“1940年有人告诉我,康生在党校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这话是康生在1938年说的,我1940年才知道。” ④ 告诉丁玲这话的应该是西战团的团员罗兰。1978年9月28日,丁玲复罗兰信中说:“我不能忘记你分担过我的忧戚。你告诉我,康生在党校怎么说我是自首过的,我在那以后写信给陈云同志;任弼时同志来文协我的小窑洞里,像谈心似的和我谈我在南京一段时间的历史,作出了结论。”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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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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