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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3年7月>> 作家走廊

莫言与中国新文学

萨博里·哈菲兹

杨辉进来的时候

    这一期我要为读者介绍的是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杰出中国作家。阿拉伯的读者对他知之甚少,大部分读者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优秀的作品也从未被译成阿拉伯语。尽管如此,早在他获奖之前,已有十部小说被译为英文,十余部小说被译为法语和德语。事实证明,近年来阿拉伯文化在逐渐退化、衰落和辱没。翻译的退化、无知的樊篱以及对现实的无视使得阿拉伯文化界懒于思考,最终导致了落后。阿拉伯之春的到来,将我们从这种退化和辱没中唤醒,为阿拉伯的现状注入了希望和变革的动力;但安于现状与吃老本的心态让阿拉伯人依旧沉沦于无知的深渊:双目蒙蔽的人只能回顾遥远的过去,只能阅读自认为代表他们想法的书籍,他们视野局限,愚昧而迷信。埃及爆发的光荣革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称赞,也将埃及的旗帜竖立在美国华尔街和西班牙、希腊的土地上。

    在此之后,我们阿拉伯世界所做的,就是将一切归因于我们在世界上领先——从统治秩序的稳定透明、对自由的保障和权力的和平移交,到通信和科学、电子革命、核科学和空间科学的进步发展,我们如“恋童癖”一般沉浸在对这些最新的小成就的沾沾自喜之中,告别了“恋尸癖”一般对过往文化遗产的眷恋。但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因我们无知却不愿觉醒的事实掌掴我们。这些响亮的耳光中的一个,就是我们对瑞典文学院授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无所知,他的作品中即便是最短故事在其获奖前也从未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当今世界活在当下的人,不愿回溯遥远的过去,但回顾过去有利于理解并施助于当下,其现实意义就是将他的作品翻译为多种语言。

    文化的退行和隔离于时代

    过去二十年中,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漠然反复发生。2011年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09年的赫塔·米勒、2008年的勒·克莱齐奥、2004年的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2003年的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2002年的凯尔泰斯·伊姆雷、2000年的高行健、1998年的君特·格拉斯、1997年的达里奥·福、1996年的希姆博尔斯卡、1994年的大江健三郎、1992年的德里克·沃尔科特……这一名单还很长。我记得我过早离开这个世界的亲爱的朋友穆罕默德·达尔维什1996年曾经联系我,希望我找到希姆博尔斯卡的作品,翻译她的部分诗作并交付《迦密》发表;在她得奖之时尚未有一篇诗作被翻译为阿拉伯语。伦敦大学斯拉夫-东欧研究院毗邻我工作的东方-非洲研究院的院落。我去斯拉夫-东欧研究院的图书馆寻找希姆博尔斯卡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发现柜子上满是其诗作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的译本以及详实深入的研究资料。与此同时,她的诗歌从未被翻译为阿拉伯语。这拖延了她在《迦密》上的出现时间。

    阿拉伯文化70年代以来开始下行,这种下行始于安瓦尔·萨达特决定投入敌人的怀抱,禁锢埃及的心智,并且委任穆斯林兄弟会中的硬派人物穆罕默德·奥斯曼·伊斯梅尔消除了文化、教育及媒体领域的思想家及左翼人士。埃及文化被束缚,其所代表的阿拉伯文化也出现长达四十年的衰落和退行。回顾这一时期之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名单,1971年的巴勃鲁·聂鲁达、1970年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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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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