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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3年8月>> 金短篇

小说五篇

〔美〕葛浩文

杨辉进来的时候

    我真希望知道

    我译过一个故事,写的是一个乘公交车的女子靠窗坐着,不停地抽泣。不是痛哭,也不是哀号,仅仅是静静地兀自抽泣,却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她的头埋得低低的,肩膀一起一伏,双手好像放在膝上,大概攥在一处,不过我不得而知。车内拥挤,我记得人特多,几个男人站在附近的通道上,但他们谁也不敢去坐她旁边的那个空位——我知道,因为当时我也朝座位扫了一眼。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坐。要是他们以为是我把她弄哭的,那又如何是好!但她究竟为何哭得那么可怜?周围没有现成的线索——没有血迹,没有揉成一团的信,找不到任何理由。当然我很好奇——应该是同情,但我不是那样的人——她何以如此伤心,不过,话说回来,那其实不关我的事。

    时至今日,我还是不知所以然。这些年来我翻译过很多故事,但再也没碰见她,不论是在那辆公交车上还是其他地方。她一定还在那里低头呜咽,弄得身旁的人不知如何是好,还让众多目击者设想出各种不同的情景,也许,仅仅是也许,的确是有个青年男子惹她伤心,可是他不愿泄露身份。不知其中究竟的困扰——不瞒你说,哪怕是有泪不轻弹的大男人也要被弄哭的。

    穷追不舍

    一天我看见这家伙从街上飞也似的跑下来。我闻得到他汗毛孔里渗出的恐惧,也看得见他目光中的恐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撞开路上的行人,眼也没抬就磕磕绊绊地穿过马路…… 之后我发现了原因所在。在他身后追赶、跟踪、尾随、盯梢的居然是一个故事,一个翻译的故事,十分粗糙的故事(想必是初稿),显然是大为恼火!天哪,那人一定是故事的译者,他翻译的故事要出来把他修理一顿啦。可怜的家伙,希望他可别被捉住;但被翻坏的故事是毫不留情的,没准要把他痛打一番。我跳上自行车,要一看究竟。追上他们时,我看见发火的故事正在扔东西。什么东西?哎呀,不得了,是一堆同义词,还有一些陈腔滥调(让你舔吮伤口的那种),不用说,还有错别字,俚语等等。要是那些“导弹”能击中目标,他就完蛋啦。好在我不是那个译者。

    我自己也跟不少译作打过交道,因此知道在他们认为自己被译坏了的时候得离他们远一点。按理说,译作应该去向原作者发牢骚,表达不满,让作者自己出面要求还他们公道。但是,一位屡遭凌辱的译者曾对我说,“说到被翻译出来的作品,原作者知道个啥鸟!”所以故事文本只好自己上场,穿着一身崭新或许还不合身的新衣,一路追赶译者了。

    我也试过翻译,有时不禁要问,那些故事为什么大发雷霆。一言以蔽之,我认为故事从来就不喜欢新衣裳。也就是说,它们觉得自己在新交面前不如与“老相识”来往时那么好看。(有时它们甚至还抱怨说,被译者“修饰美化了”!)我的想法不无道理吧?也许是,也许不是,那要看你问谁。

    就拿那个在大街上追赶译者的故事为例:我知道,故事从眼前跑过时,人们还是能学到东西的,只不过他们没有把握学到的是否属实。他们推测很可能不是,因为翻译出来的故事已经不是原来的面目。可话又说回来了,他们怎么知道故事原来的面目是什么样子?这大概也是故事发飙的原因所在:译者不让故事与新读者打成一片,这些读者对“外国人”好感有限。虽然新读者并不守旧,他们对新事物也不太有兴趣。难怪他们要怂恿故事追赶译者,附和故事的叫喊:“译者,叛徒!”(叛徒,此名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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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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