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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4年1月>> 江北短篇小辑

体验无敌(评论)

胡平

杨辉进来的时候

    《牡丹花被》和《马小乔的貂》像个姊妹篇,无论从人物、结构、立意、叙事还是情调上都有相似之处,大约可以体现作者一个时期里的兴奋点,一种意犹未尽的表达欲望。两篇的主角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女人,写她们捉襟见肘的生存状态和一点可怜的希冀。

    金鹊是个农村来的小时工,丈夫在工地做粗活。两人隔得不远,可以经常见面,她的希冀是能与丈夫相会时浪漫温存,合盖那床象征美满的牡丹花被。马小乔的工作是刮大白,有时与同学聚会,那时她挂在衣架上的外套是羽绒服,这使她有点抬不起头,她的希冀是能像其他女同学那样拥有一件貂皮大衣。显然,两个人的梦想都不复杂,不过在各自的境况下又都属于奢望,于是都有了一个故事。在故事的结局里,马小乔终于在母亲和妹妹的襄助下倾囊而出买到了貂皮大衣,再聚会时却发现它早已不再时兴;金鹊也同样倾囊而出,买到了一件与牡丹花被相称的漂亮木床,到了发现这张大床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安放之地。也就是说,两个女人的遭际是接近的,令人想到《麦琪的礼物》中的德拉和《项链》中的马蒂尔德。莫泊桑在《项链》的开首写道:“世上的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地,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江北小说中的两个女人谈不上嫁错了人,但她们共同的感受是无法实现一个女人的普通愿望,它来自生活中一种真切的痛感。

    普通的电视新闻和电视剧里,是不会出现这些女人的这类故事的,今天它们仅仅出现在小说和其他文学品类里。江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坚持社会良知,把目光投向那些因地位低下而导致精神困窘的人们,给他们以温情的关怀。如果说通俗文学经常寄兴趣于富人的生活的话,纯文学是相反的。

    这种小说男作家不容易写出来,它们在心理刻画上充满了女性式的细腻。首先,男作家也许不会在意一件大衣、一张床对于女人的意义,而江北认为很重要。马小乔不是一个乱花钱的人,平时很节俭,她的情况是碰上了同学聚头,就涉及到这些年过得怎么样的问题。貂皮大衣和羽绒服的对比使她自惭形秽,这里,虚荣心和自尊心已区分不清。特别是在同学们劝她也买一件之后,面临下次聚会之前,不顾一切的购置就成为无法阻挡的念头。她的姐妹劝过她,说那玩意穿不穿能咋地,也不当饭吃,她则说,是不当饭吃,但是吃得好坏谁看见了?穿在外面别人才能看见——这句话就把她的特定心情披露得十分充分。和她相比,金鹊是毫无虚荣色彩的,她最珍贵的财产是那床牡丹花被,她的婚被,是她和丈夫美好爱情的见证。她把它带到了城里,每每埋在被里时,她能“闻到牡丹花充盈饱满的花香”,她想让花被能在城里和她一起开放,但常常只能和丈夫在街上空踱,没有属于两人的空间。她买床的举动同样是疯狂的,床只能放在街上,而她一时忘却了惶恐,搬来被子,当她看到自己的花被终于有了安身之处,依然“像盛开的牡丹花般地笑了”——大概,也只有女读者才能体会到主人公此时的心情。

    在小说中,由体验而产生的审美感受是比较富于力度的。埃及作家台木尔有个名篇叫《小耗子》,写一个七岁的孤女住在一所屋子的最底层,在那个堆满垃圾的地方,她最终和一只小耗子交上了朋友。她同情它,喂它吃的,小耗子后来也不再惧怕她,快活地享受她手中的食物,快乐地为她表演,小女孩则经常为它讲故事和笑话。直到有一天,小耗子被恶婆捉住烧死,而它身上裹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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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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