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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4年1月>> 江北短篇小辑

“常见的轻浮”(评论)

何同彬

杨辉进来的时候

    在帕慕克看来,19世纪小说艺术的伟大进步与像洪水一般涌入城市和家庭的物质商品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革命带来的普遍富裕让人们的生活中围绕着各种新装置、消费品、艺术品、服装、小摆设……而“物质的餍足”最终以狂热的城市活动“驱散”了过去日子的简单和坦率。“人们现在感到,在细节的泥沼中,已经丧失了更广阔的图景,并且怀疑意义是否就真的隐藏在阴影里的某个地方。现代的城市居民需要调整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这些丰富生活的物品之中发现了一部分意义。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及其在小说中的位置部分地取决于他的房产、他的财物、他的衣服、他的房间、他的家具以及他的小摆设。”

    江北在她的《马小乔的貂》和《牡丹花被》中呈现的就是小说的现实主义书写在19世纪确立的这种传统,用艾略特的描述是“一组物品、一个境况、一连串事件”,而江北在《马小乔的貂》中干脆把“一组物品”简化为“一件物品”,即貂,马小乔建构幸福的商品化尺度。 在此,江北似乎在努力实现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中对于“日常生活”美学或“琐事的力量”的期待:生活中骤然凝聚起来的密度之美。“貂”或“床”、“牡丹花被”就象征着这种密度,它们骤然凝聚成一个点,这个点决定了马小乔和金鹊的一切:她们的幸与不幸,她们的快乐与痛苦。这里就揭示出与19世纪工业革命伴生的人类的主体“症候”,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商品拜物教”。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主体“异化”的“拜物教”现象,即作为主体的人匍匐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对它顶礼膜拜且浑然不知;而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最终能够克服商品拜物教面前的“异化”状态,实现自己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当然,马克思乐观的“乌托邦”想象被齐泽克否定了,后者认为任何个体都摆脱不了商品拜物教的虚幻假象的“诱惑”。从《马小乔的貂》中就能看出,没有谁真正“反对”马小乔买貂,且不说巴黎春天试衣镜前那“四个年龄不同但神情凝重的女人”,就算是马小乔的丈夫,也仅仅是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钱而反对,这不过是金钱拜物教暂时性、个别性地替代了商品拜物教;至于最终那几位质疑马小乔的女性的“生态主义”说辞,也不过是女人间带有几分妒意和虚荣作祟下的“游戏”。这些人的言行都不可能成为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期望的,“通过心灵再次苏醒的形而上行动唤醒”那个由“第二自然”形成的内心活动的“陈尸所”。《牡丹花被》里的金鹊一样,她在城里遭受的“不快”最终都寄托在物品或商品上,最后她拥有了床,拥有了牡丹花被,也就拥有了一切快乐,当然这种快乐也是一种短暂的“梦境”。

    “马小乔知道自己死了,彻底地死了”,她“发现原来死是那么的轻,那么的空,那么的什么也不在乎”。但马小乔真得“死”了吗?这和金鹊真的幸福了吗一样,显然都不可能,在资本和商品的时代,“拜物教”是永不衰竭的,这一主体的“症候”是永远不会消逝的。所以,尽管江北分别在两篇小说的结尾以两种相逆的“理想主义”的处理方式,赋予了作品中的主体马小乔和金鹊以一种浓郁的悲剧意味,但客观上说,无论是马小乔还是金鹊最终都不会有任何形式的顿悟和觉醒。商品拜物教的最根本的症候在于主体的“浑然不知”和“自得其乐”(比如《牡丹花被》结尾时的金鹊),追求商品的暂时性受挫或满足都不能促使主体摆脱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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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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