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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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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2014年4月>> 诗人空间

秘响旁通:现代禅诗的反讽突围——以沈奇《天生丽质》诗歌实验为例

孙金燕

杨辉进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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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汉诗能否在翻译体的曲折之外另创一种简劲的体格?乍一看这似乎是个无中生有的问题。但在潜心于探索新诗诗体、诗质的诗人与诗评家们看来,它其实并非一种不言自明的陈述,反而是个持续纠葛现代汉诗却一直悬而不决的命题。

    沈奇《天生丽质》实验组诗的问世,正是出于对这一命题的汲汲求索。放逐意义的苍白与逻辑的铁青,《天生丽质》的实验,或回归于汉字本身诗性的发现,或昭示出对古典诗词灵敏乐感的倾心,皆在召唤关于某些形式的记忆。这记忆存留着包括禅思传统在内的各种古老的传统,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先锋诗歌规范的背叛。因为事实证明,艺术上的先锋派们,从来就是对“当下”不可克服的憎恨者,语言上的暴力狂欢者。于先锋诗歌而言,内容超载,往往导致语言在重负之下损伤、迸裂,有时甚至破碎。而作为走向寂静、孤独及空无的进程,诗歌其实是一种倒退和回归的行动。它可以只回归到某种较早的诗歌——语言的回归,或通过某种原始活动而回归。是以百年新诗史中,不乏珍视汉语文学传统,“以现代视角回眸传统”而求“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者,其中也包括坚持在现代化语境下,以禅思为打通“古典”与“现代”的奇妙出入口,发掘禅思传统与现代诗内在关联的大量诗歌创作与理论努力。

    《天生丽质》“以禅入现代诗”的组诗实验,正是企图通过以下两个问题的解答,回应上文的疑问或称命题:其一,禅宗美学于现代汉诗的意义为何能被赋予;其二,禅思的以习惯语言为阻挠登岸的“筏”,主张“不说”而悟,与先锋诗歌的“拒绝隐喻”(于坚语)、“不拘形迹纵情抒写言说狂欢”(“低诗歌”倡导者张嘉谚语),如何能够秘响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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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丽质》以诗言说,说“——总是别说破”(《太虚》,本文引用诸诗均出自沈奇诗集《天生丽质》,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说“——或许如此”(《如焉》),悬疑处理所企图勘破的,既是语言的故弄玄虚,也是意义的非此非彼。而在“破”与“不破”之间,是当下禅诗写作以双重形式想象,却只被认作单一形式的尴尬。究其根底,源自禅诗美学追求的悖论:即禅诗写作,必须穿梭于由禅的“平常语”追求与诗的“陌生化”追求相互否定的矛盾语境中。

    杜甫要“语不惊人死不休”,释惠洪洋洋得意于“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若之,谓之夺胎法”(《冷斋夜话》),均出于诗语必须“存心机”以“陌生化”。即热奈特所称的“建立起一种‘沉默的边缘’(margedesilence),把它与日常语言环境之间隔开,……诗是从日常语言内部退出”(《诗的语言,语言的诗学》,赵毅衡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48页),对日常语言所营造的规范标准悖离的程度,与其语言中诗的可能性成正比。

    与此相反,佛教视语言、逻辑为纠缠禅理的葛藤与遮蔽本性的理障,“本性自有般若之知,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然而为续道接宗、指示门径,禅又不得不从“不立文字”退守到“一切经书,因人说有”。既要“用”语言文字,又要去除语言文字之障,见月亡指,“不空迷自惑”。因此,禅宗语言逐渐疏离义学倾向的佛经语言,走向不新奇、不雕琢甚至略显粗笨的平常语,便是必然。禅宗语录随处可见信手拈来的俗字俗语,无非是以平俗但流畅的语言,首先在表达方式上避开冠冕与精致的“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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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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